初读三国的人，大概都有个疑问：诸葛亮为什么那么执着于北伐？

　　一言以蔽之，蜀汉不北伐，全力发展内政，的确会更加繁荣强大。但无非是多续几年命，结果只能是温水煮青蛙。

　　在五胡乱华前，中原从来都是全国经济的重心，基础建设远远好过江南和四川一带。

　　尤其是，中原才是被战争摧残最厉害的地区，南方经历的战争相对少，本来也没有多大的向上空间。

　　如果三国都不搞事，曹魏绝对是发展得最快的。

　　对蜀汉而言，唯一的机会，就像《隆中对》中所说，等待对方内部分裂，效仿汉高祖刘邦，还定三秦，一鼓作气平定中原。

　　但是，这种可能性是非常小的。项羽只是个军阀头子，魏国却是曹操历经三十年，一刀一枪打下来的，曹丕再以禅让的方式，合法建立的成熟国家。

　　两者基本没有可比性。

　　拖得越久，等曹魏完成全部国防部署后，就是对方挑时间打你了。

　　历史如烟，种种往事考究起来比较困难。

　　所幸，诸葛亮给后人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我们能从中窥探一番其心路历程。

　　先看全民都会背诵的《出师表》第一句：

　　“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

　　其中有两个很关键的信息。

　　首先，如上文所说，天下虽然三足鼎立，但明眼人都知道，四川盆地与世隔绝，再怎么闭门造车，迟早会被另外两家甩开。

　　其次，蜀汉虽然上市了，陛下你虽然是皇帝了，但我们公司的事业，其实才开始了一半。

　　自起兵到称帝，刘备集团的目标从未变过：光复汉室。

　　这是刘备的根基，是他创立团队、吸引人才、拉拢民心的第一战略，永远不可能改变。

　　比如，全聚德说，它要造新能源车。能不能造出来还两说，投资者有人信吗？

　　刘备在白帝城托孤的遗言都是：克复中原，除死方休。

　　这是蜀汉的立国之本，是最大的政治正确，无论是后主刘禅、丞相诸葛亮乃至所有效命蜀汉的士人，都必须遵守。

　　所以，不是孔明穷兵黩武。一方面，是为了求长远的生存空间；另一方面，蜀汉这家公司，它的主业就是“光复大汉”，正是这种理想化的追求，才能：

　　“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

　　用市场话术讲，股东和投资者是看好公司的产品才买入的。总不能突然发公告说，我转行了。

　　当然，以上都是客观原因。

　　主观上，诸葛亮认为，人谋可以改变大势。

　　摘自《隆中对》：“自董卓以来，豪杰并起。曹操势不及袁绍，然操遂能克绍，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

　　事实上，诸葛亮后半生六出祁山（真实历史只有2次），每次北伐都让曹魏朝廷如坐针毡。

　　这似乎让所有投资蜀汉的股东看到了希望：人谋战胜天时，未必是虚渺的。

　　但理想终究不是现实。

　　以最知名的第一次北伐为例，蜀汉共失去11位大将，包括赵云。

　　先说诸葛亮的谋略。

　　其实，从汉中进攻关中，为什么要绕远路走祁山这条道，蜀中诸将一开始就不理解：“取长安之道，别有路途；丞相只取祁山，何也？”

　　汉中到长安，最近的路只有780里。而孔明的进军路线，却是先向西到陇西，再向东打长安，等于绕了一个大圈。

　　魏延直接出言反对，建议自领5000精兵，走最近的子午道，突袭长安。

　　诸葛亮断然否定：“祁山乃长安之首：陇西诸郡，倘有兵来，必经由此地；更兼前临渭滨，后靠斜谷，左出右入，可以伏兵，乃用武之地。吾欲先取此，得地利也。”

　　简而言之：占据祁山，进可攻，退可守。

　　正因为祁山离长安比较远，风险小，敌人疲于奔命，才有获利空间；一旦发生不利形势，可迅速将俘获的人马、粮草撤回汉中。

　　我们可以将之当作一种“箱形运作”。

　　

　　蜀汉与曹魏，人口是1:4，一方只有益州，一方却占据中原九州。

　　小户主动进攻大户，自然要谨慎。

　　诸葛亮选择以祁山为底、渭水为顶，让兵力在这个箱体里运动：

　　从祁山进兵，地形有利，风险小；打到渭水一带，风险大了就获利收兵。

　　如果按魏延的玩法，要直捣长安，就等于冲出箱顶，进入高风险区，等大户反应过来一个包抄，力单势薄的蜀军基本不可能安全撤离。

　　孔明六出祁山，箱形运作，反而使强大的魏国“畏蜀如虎”，实践这个祁山战略是对的。

　　但是，这是散户的玩法。

　　在风云变幻莫测的股市，时间、精力、资金都有限的散户，要想不被收割，也应当依托“祁山”，占据地利，箱形运作。

　　不论大盘还是个股，一段时间内都有一个高价区和低价区，那么，低价区就是“祁山”，买进风险就小，高价区就是“渭水”，风险大了，就当获利抛出。

　　只要不是垃圾股，即使在“祁山”下（价值以下）被套住，也是暂时的，个股必然会价值回归，完全有解套获利的机会。

　　作为咸鱼散户，这样玩完全没问题，就当存钱（价值投资）了。

　　而诸葛亮身为一场战争的统帅，一点险也不想冒，就不太合适了。

　　

　　第一次是魏延的建议，这显然是一个高风险、高收益的决策。

　　高收益是，他只带5000人，便可拿下长安，与孔明出祁山首尾呼应。

　　高风险是，魏延的部队很可能会被瓮中捉鳖，全军覆没。

　　但是，仅仅5000人，显然不会对蜀汉本身造成多大的冲击，唯一的损失应该是魏延这一难得的大将。

　　既然不信任魏延，他带的又是小股人马，又何妨一试呢？

　　第二次是街亭失守，这又是一次高风险，高收益的抉择。

　　《三国演义》中描述的马谡失街亭是司马懿的杰作，真实历史上，这场战斗的主角是名将张郃，而且带领了五万人。

　　按高风险、高收益的应对策略，蜀军的战术目标是尽量拖住张郃部队，以降低风险为思路。

　　最优选是派出去数量不等的小股人马沿途骚扰张郃，干扰其行军速度。

　　其次才是派一支数量不少于一万人的部队，由经验丰富的将领死守街亭，在一定时间段内，依据关内凉州形势变化选择退出。

　　如果拿下凉州各郡，就放张郃进来瓮中捉鳖，拿不下就掩护和部队一起从祁山退出。

　　既然目的是尽力拖延时间，在兵力不足的情形下，将领的心态就是最重要的，这时候安排没有任何实战经验的马谡显然是不明智的。

　　诸葛亮在授权和培养新人上非常谨慎，但这一次却搞错了时机。

　　显然在这件事上，他忽略了极端小概率风险对整个战局造成的重要影响。

　　作为投资者，我们可以在面对高风险、高收益的事情时，预先设定极端小概率事件发生，提前做好预案：其一，plan B；其二，设定止损。

　　但在战场上，局势瞬息万变，这很难做到。

　　所以才有了后续“空城计”的那一幕，一生谨慎的孔明，冒了唯一一次险。（虽然是虚构的）

　　显然，人谋固然能一时撼动天时，但无法改写结局。

　　诸葛亮一生求稳，终究败给了时间。

　　公元221年，夷陵之战，刘备败亡白帝城，蜀汉八万精锐葬身火海，政权摇摇欲坠。

　　公元227年，孔明花了七年时间，整肃内务、远交近攻，夙夜忧叹，将政权扶回正轨。

　　公元234年，《出师表》著成七年，忠武侯诸葛亮，命陨五丈原，享年五十四岁。

　　七这个数字，仿佛自带厄运。

　　公元263年，诸葛亮死后二十九年，其子诸葛瞻犯下致命错误，绵竹失守，后主刘禅打开成都城门，投降。

　　同年，姜维劝钟会造反，意欲复汉，事情败露后，与张翼一同被杀。

　　五百年大汉，自此彻底画上了句号。

　　最后，做个总结。

　　抛开吹毛求疵的偏见，蜀汉作为三国中最特别的那个，拥有鲜明的团队特质，从其草创、勃兴到中期守成乃至最终覆灭时，政权运行始终信奉家国一体。

　　所以诸葛亮、蒋琬、费祎、姜维，这四任最高辅政者虽都“权倾一国”，却无一例外地都没有培植自己的家族势力，更没有让亲信布满朝堂。

　　这种团队文化叫做，胸怀天下，志在寰宇；这份企业文化叫做，先公后私，团结奋进。

　　诸葛亮身上的人格魅力，只是其中一个缩影。

　　那一份理想与情怀的质量重千斤，承载了每一代华夏人的心之向往。

　　这也是为什么，历经两千年的风雨飘摇，武侯祠至今仍是成都香火最旺的圣地。

　　若时光可以倒流，我也愿意回去给丞相当一名推车的小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