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奖者的工作对政策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显著影响。例如，补习辅导的研究最终为大规模支助方案提供了论据，这些方案目前已惠及五百多万印度儿童。获奖者的研究也改变了公共机构和私人组织的工作方式，为做出更好的决策，越来越多致力于全球减贫的组织开始经常使用实地实验系统地评估新措施。

　　今年获奖者设计的实验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个是参与者是在他们的日常环境中做出实际决定，这意味着新政策措施的测试可以现场应用;另一个是实验不仅测试了某种干预是否有效，还探寻了原因。他们的实验被比作药物的临床实验，旨在找出并证明哪些投资是值得的，哪些投资对最贫困人群的生活影响最大。

　　迪弗洛在宣布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发布会上通过电话表示，他们三人的工作重点是理解“贫穷的深层、相互关联的根源”，指出政策制定者往往会笼统地描述贫困人口，认为他们完全是绝望、懒惰或有创业精神的人群，却不了解原因。“我们的方法是一个一个地解决问题，并尽可能地用科学的方法来检验它们。”

　　为了研究影响参与者做出决定的动机、限制和信息，他们也应用了 “契约理论”和“行为经济学”，这两种理论的研究者分别于2016年和2017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短短20年的时间里，三位诺奖得主以实验为基础的新方法改变了发展经济学，实地实验已成为发展经济学家调查减贫措施效果的标准方法。

　　第二位女性得主诞生

　　半个世纪以来，诺贝尔经济学奖只颁给过一位女性——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奥斯特罗姆凭借对经济治理尤其是公共经济治理方面的分析而获得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法裔美国人迪弗洛是第二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女性学者，也是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得主，今年46岁。迪弗洛在美国和法国学术界享有很高声誉，自她在2010年获得著名的约翰·贝茨·克拉克奖以来，外界就广泛猜测她将斩获诺贝尔经济学奖。迪弗洛表示，希望这一奖项能激励其他女性经济学家继续工作，并获得男性给予的应得的尊重。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李仁贵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称，今年适逢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50周年，这意味着在获奖规则上可能有些调整。例如，获奖者年龄下限突破，此前，一位经济学者从作出理论贡献到获得诺贝尔奖一般需要二三十年或更长时间，而今年这一时长有所缩短，对于中青年学者是一个极大鼓励。此前奥斯特罗姆是在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40周年之际获奖，50周年女性经济学家获奖的可能性较大，迪弗洛获奖符合预期。

　　颇为引人注目的是，巴纳吉与迪弗洛作为夫妻共同获得了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2003年，两人共同创立了Abdul Latif Jameel贫困行动实验室(J-PAL)，这是一个致力于实地实验的、全球性的反贫困研究人员网络。他们一起发表了数十篇研究论文，还合著了两本书：《贫穷经济学》和即将出版的《困难时期的好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