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吁十余年后，长江禁捕迎来了实质性进展。但十年禁捕的政策落地，并非易事。

　　长江是世界第三长河，全长6300多公里，流经11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长江流域涉及长江经济带，沿岸人口密度大，叠加产业活动，人类活动高度密集，这是在全世界都是绝无仅有的。”任文伟说。

　　长江禁捕涉及11万条渔船，近28万渔民。长江办主任马毅坦承，这么大的江面，过几年渔业资源一旦恢复增长，对退捕渔民的利益诱惑更大，管理难度非常大。

　　这在此前四个月的春季禁渔期，有过不少前车之鉴。刚实行春季禁渔时，夏德军很头疼，他是安徽省马鞍山市渔政执法大队副大队长。渔民都有侥幸心理，常常在半夜开船偷捕，电捕捕得很快，只用一两个小时。执法人员在岸上办公，接到举报后，要接上举报人，再开船去执法地。等他们到了现场，只剩下漆黑、安静的水面，偷捕渔民早已没了踪影。

　　即使撞见了偷捕现场，渔民会开足马力逃跑，而执法船普遍太老旧，追不上违法船。夜里执法，有时候会出现渔民暴力抗法的情况，也很难保证执法和被执法人员的安全。

　　长江办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基层执法存在众多难题：长江江河湖泊众多，湖泊面积广，江河岸线长，基层特别是县级渔政执法人员少，队伍结构老龄化，渔政基础设施装备不足。春季禁渔实施了17年，从法律到政府明令禁止各种有害渔具，非法捕鱼仍然屡禁不止。一方面，取证难、执法难度大;另外，基层执法也存在“有案不送”“以罚代刑”的问题。

　　“法律的漏洞是渔政执法存在的最大现实问题，非法捕捞违法成本低，所以屡禁不止。”长江办表示。

　　而十年禁渔，难上加难。“十年禁渔和以前的春季禁渔相比，在执法难度上不是一个级别。一缺人，二缺钱，但最核心的还是缺人。”夏德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说，很多县级渔政执法部门只有几个人，全天加班，没有加班费，甚至盒饭钱都要自己掏。

　　马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长江十年禁捕之后，长江办也会推动各级政府加强渔政执法的投入和队伍建设，增加工具和手段，充分利用无人机、视频监控等技术手段，推动集约化管理。同时，他们也在打造跨部门长江水上联合执法平台，在交叉水域、重点时段重点打击。

　　在马毅看来，推进长江十年禁捕，机遇和挑战并存。“机遇是，十八大以后，对生态文明建设，从顶层设计到落实力度、推进深度都是空前的，各部委都很支持。但挑战也很大，很多问题我们从来没有尝试过，比如水生生物监测，以前是利用渔民捕捞的渔获物，如今要在技术和管理上创新，在生态修复上创新。”马毅说。

　　岂止禁捕

　　人类活动对长江河道和自然岸线的开发力度之大，曾让任文伟触目惊心。

　　任文伟曾和团队去长江上游考察，一路上看到大大小小的水电开发，有的水电站是通过环评合规建设的，有的是地方私自开发。水电站周围植被破坏严重，山体突兀地暴露在外。他也曾在长江中游的洞庭湖看到，吨位极大的挖砂船一排一排停在湖面。今年上半年，他和团队一路乘船到长江下游，放眼望去，看到的都是码头、港口、工厂，自然岸线越来越少。

　　早在2007年，在上海举办了第一届长江生物资源养护论坛。当时业内就已经达成共识，影响长江渔业资源的根本原因不是过度捕捞，这只是原因之一。拦河筑坝、水域污染、过度捕捞、航道整治、挖沙采石、滩涂围垦等高强度的人类活动，都在破坏着长江鱼类的生存环境。

　　“治理长江病，我们农业部的职责是先干，是先手棋。期望仅通过十年禁捕，就能让长江的生态恢复，这不可能，也不客观。” 马毅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多因一果，我们只能去掉一个因。”

　　过去数十年，长江中下游绝大多数湖泊失去与长江的自然联系，加上不合理地围垦，使支撑长江鱼类的有效湖泊面积减少了76%。

　　水利工程是影响水生生物的一个极为重要的人工因素。长江办给《中国新闻周刊》提供的数据显示：长江流域水坝已经超过52000座，仅上游干流和主要支流规划的大型电站就有127座，水域生态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截至2017年底，长江沿线10省市已建成小水电2.41万座，333条河流不同程度断流，断流河段总长1017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