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著名的故事，叫做“萧规曹随”，讲述了一个聪明的做事方法。在证券投资中，我们也应该学习这个故事，必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萧规曹随”的由来

　　在汉朝建立以后，第一任丞相是萧何。汉高祖刘邦死后，到了汉惠帝二年，萧何也随刘邦而去，曹参这位当年和刘邦一起起兵的沛县老乡，当了汉朝第二任丞相。

　　根据《史记·曹相国世家》记载，曹参为相以后，毫无创新。朝廷内外，一切根据当年萧何所布置的运行。汉惠帝刘盈觉得这个丞相什么都不干，难道是欺负我年纪小吗？于是就找来曹参，君臣之间就此展开了一场有趣的对话。

　　面对皇帝的质疑，曹参问汉惠帝：“陛下自察圣武孰与高帝？”陛下你自己觉得，和汉高帝刘邦比，水平如何？

　　汉惠帝当时只有十七八岁，心想自己如何能比得了打下江山的老爸刘邦呢？立即回答说：“朕乃安敢望先帝乎！”我怎么敢比先帝啊！

　　曹参又问：“陛下观臣能孰与萧何贤？”陛下看我和萧何比，水平如何？汉惠帝想了想，你也不如萧何，但是不好意思讲这么直接，于是回答，“君似不及也。”你的水平，好像也比不上萧何哦。《史记》里所记载的这个“似”字，十分传神。

　　曹参于是说，既然陛下不如高帝刘邦，我不如萧何，那我们俩还折腾个什么劲呢？一切遵照他们布置的运行，岂不很好吗？“高帝与萧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参等守职，遵而勿失，不亦可乎？”

　　汉惠帝听完，大为称赞。于是，终汉惠帝一朝，汉朝的政治架构基本保持了刘邦时代的布置，国家也因此得到休养生息。这个故事，就是著名的“萧规曹随”：萧何定的规矩，曹参啥都不用改，跟着做就行了。

　　投资中的“巴规我随”

　　曹参虽然算不上最聪明，比萧何、张良的水平要差不少，但是也算得上第一流的政治家。他知道自己的水平不如前代丞相，于是全盘照搬前代的制度，保持了国家的安定。

　　回到价值投资的领域，我们其实也可以做一样的事情：价值投资大师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巴菲特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巴规我随”。

　　不怕大家笑话，我自己在做投资的时候，对一些价值投资大师的崇拜，就有点类似曹参对萧何的态度。我有沃伦·巴菲特、彼得·林奇、霍华德·马克斯、塞斯·卡拉曼厉害吗？如果没有的话，那么我不妨认为，他们说的都是对的。

　　有时候，如果我想的和他们想的不一样，那肯定是我错了。

　　比如，巴菲特说不能用股价跌了要还钱的杠杆，一分钱都不要用。但是我有时候觉得，也许可以用个3%到5%，反正明年股息到账、工资到账，就能还上了。在这种情况下，肯定就是我错了。

　　再比如，霍华德·马克斯说一直要注意估值，估值永远在高估和低估之间，像周期的钟摆那样来回飘荡，但我觉得有时候可以不管估值啊。好公司随便什么价格买进来，过几年业绩增长也能把高估值抹平了。这肯定也是我错了。

　　查理·芒格说，有时候价格和价值会背离很长时间，而我认为这个股票这么有价值，半年肯定能赚钱吧？那我大概也错了。

　　本杰明·格雷厄姆说，不要管价格的波动，只要盯住价值就行了，所谓“资本市场里有太多对价格了如指掌，却对价值一无所知的人。”但是我今天听到个小道消息，觉得这个股票明天能涨停，这肯定又是我错了。

　　也许，这种投资中的“萧规曹随”，或者说“巴规我随”，真的会带来一些错误：毕竟人没有完美的，再优秀的价值投资大师还是会犯错。但是，这样做至少可以让我们和大师一般优秀，或者说近似大师般的优秀。而如果采用自己的一套投资逻辑，大概率什么都得不到。

　　大约200年前，清朝和日本同时受到了西方列强的入侵。日本在黑船来袭事件之后，立即发现了自身的脆弱，开始全盘照搬西方。而清朝在鸦片战争挨了两次揍以后，朝野上下还在讨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试图只学一点儿西方，继续维持满清的皇朝正统。结果，几十年以后的甲午战争，清军被日军打得一败涂地，举国遭受奇耻大辱。

　　在今天的证券投资中，是怎样的自信心，可以支撑我们认为，涉足市场未深的我们，能在投资里比那些历经市场考验、积累了大量财富的价值投资前辈做得更好？如果不能，那为什么不采取一种“萧规曹随”、“巴规我随”的投资方法呢？

　　两个需要注意的问题

　　不过，在价值投资中“萧规曹随”，有时候会遇到一些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有时候我们会遇到“假的价值投资大师”。在今天的新媒体信息时代，这种现象尤其严重。一些流量很大的大V，到处宣称自己很会做投资，实际上是靠流量赚钱，投资的真本领并不怎么样。如果跟随这样的“假大师”学习，搞不好会南辕北辙。

　　我们在选择学习的对象时，应该采取一种“宁可错失、不可错信”的态度。一定跟最负盛名的那几位价值投资者学习，多看看原文到底在说什么，而不要随便相信我们在手机上刷到的信息。

　　也许第一个问题比较好解决（比如可以只学巴菲特，其他人说的一概不听），但第二个问题可能会麻烦一点：不同的价值投资大师之间，有时候理论会不同。

　　比如，查理·芒格非常崇尚集中投资，沃尔特·施洛斯和彼得·林奇则比较崇尚分散；菲利普·费雪对成长股情有独钟，本杰明·格雷厄姆却对估值极度看重，因此买了很多传统企业。

　　客观来说，这些可供我们学习的价值投资者，理论确实会有不同。不过，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他们的理论只是在一些细节的把控上显得不同，但是在一些基本的逻辑上，却出奇的一致：比如不对市场价格进行判断，同时在乎企业的估值与质量，等等。

　　理解了价值投资大师们在投资方法上的“同”和“异”，我们就可以更容易地解决第二个问题：我们只要照搬他们的哲学内核，然后在外在技术问题上，量力而行，择优而用就可以。

　　比如，如果我们有能力找到最好的公司，那么学芒格的“集中投资少量好公司”的方法固然无可厚非。而如果我们对自己看企业的眼光没有那么自信，那么施洛斯的“低估加分散”的方法，也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

　　两千年前的曹参，在面对治理初创的汉帝国这个大难题时，发现自己不如前任萧何有本事，于是聪明地选择了“萧规曹随”，保证了国家的稳定与繁荣。

　　中华民族上古时期的尧帝，发现自己的治国能力不如贤人许由时，就试图让出帝位，并对许由说：“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于光也，不亦难乎？”你的光芒如同日月般照亮大地，我如果还要举着自己的火把来照明，又有什么意义呢？

　　在今天的价值投资领域，当我们有巴菲特、芒格、马克斯等如此优秀的榜样可以学习时，我们又为什么要自己琢磨一套其他的投资方法呢？仔细学习他们的价值投资方法，来一个投资版本的“萧规曹随”，岂不美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