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梅尝试和杨爱静沟通，表示自己愿意负担杨瑞立的生活费，建议让孩子住校，杨爱静不同意。

　　那次沟通后，靠谎称杨瑞立去了同学家，刘梅勉强将她接回家里住了两天，杨爱静因此又和妻子发生了争吵。“他还去学校找老师，威胁说要跳楼。”李美芝说，之后的那周，她因为害怕丈夫闹下去，不敢再让女儿被接走，杨瑞立很失望，对着电话喊：“你太愚蠢、无能了，保护不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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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春节后，班主任老师也发现了杨瑞立的异常。她从之前的学校十几名退步到四十几名，老师曾找她谈话，“头发也不洗，目光很呆滞”。

　　得知她与父亲的矛盾，班主任曾提醒杨瑞立，让她“学聪明点儿”，平时多做点家务，不要和爸爸正面冲突，“真发生矛盾了，你不吭声，可以躲避下”。

　　杨瑞立主动找给她上过《道德与法治》课的张老师，讲述自己的处境。张老师回忆，杨瑞立除了说学习上的困难，更多还是讲述家庭的问题，“一是他爸爸重男轻女，另一个就是家庭暴力”。

　　张老师给她进行心理疏导，希望她强大自己的内心、寻找自己的快乐，并且能自信起来。为给杨瑞立鼓劲，张老师见面时总会和她击掌，杨瑞立的精神状态似乎有所恢复，“慢慢地孩子有了笑模样，并且感觉(自己中考)绝对没问题”。

　　在2019年上半年，杨家的矛盾接近爆发的顶点时，曾有多个部门介入调解。

　　4月18日，杨瑞立给学校和相关部门写下一封《求助信》。信中她表示：因为我父亲重男轻女和家暴的影响，已严重危害到了我的人身安全和学习生活，造成我的严重不适。

　　张老师说，他还联系过李美芝和刘梅，希望她们能给孩子创造一个安全的环境。因为介入杨家矛盾，杨爱静曾找到学校大闹，张老师见到了杨瑞立的父母，仅有的一次接触，他看到了杨家父女的落差，“在文化知识，对生活的态度，对未来前途的信心上，他们的差距太大了”。

　　李美芝当时也向老师们讲述自家情况，张老师坦言，学校没办法帮其彻底解决家庭矛盾，但希望她能勇敢起来。

　　张老师说，在学校的职责范围内，为了杨瑞立的安全，他们制定了详实的、仔细的流程，老师们协调杨瑞立在校住宿，安排了她喜欢的室友。有一段时间，杨爱静总会在学校门口徘徊，值班老师都会重点盯守，避免发生可能的意外。”

　　杨瑞立和刘梅去所属街道办事处申请司法调解，一名调解员和一名律师赴村中调解，并将调解结果反馈给刘梅：杨爱静不同意孩子到她身边来，但表态说，会供孩子上完高中，“18岁之后，不一定有能力供她上大学”。

　　刘梅就此决定不再介入杨家的纷争，她也有自己的担心，“杨爱静说过，等我儿子结婚时，就去闹，不让我家好过”。

　　在张老师看来，这次司法调解看似是成功了，但其实是在纸里包火，又回到了原点，“一次调解不可能解决根深蒂固的家庭矛盾、家庭认知、社会认知”。

　　李美芝记得，司法调解之后的4月底，杨瑞立回家过周末，父女二人再次发生争吵。视频中，女儿情绪激动的说：“你不招惹我不行吗?你没虐待孩子，你没打孩子”，李美芝在旁边劝着，杨瑞立对她说：“别折磨我了，我快被他逼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