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得公司发现，岳龙刚未经授权擅自将《牡丹之歌》的歌词改编后创作成《五环之歌》用于商业演出，并在万达公司、新丽公司、金狐公司拍摄制作的电影《煎饼侠》中作为背景音乐和宣传推广曲MV使用，遂以万达公司、新丽公司、金狐公司、岳龙刚侵犯其《牡丹之歌》改编权为由，向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下称滨海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上述四被告停止使用电影《煎饼侠》第46至51分钟有关《五环之歌》的背景音乐，停止《五环之歌》宣传MV的互联网传播;四被告赔偿其经济损失100万元及合理费用10.25万元。

　　四被告共同辩称，该歌曲属于可分割的合作作品，众得公司对该歌曲的曲作品不享有著作权利，仅有权对词作品主张权利。

　　滨海法院经审理查明，歌曲《牡丹之歌》系为电影《红牡丹》而创作的合作作品，合作作者之间理应具有共同创作的意图，且该歌曲的歌词与曲谱在创作方式与表现形式上可予明确区分、合作作者对各自创作的部分可以单独使用，在不损害作品完整性的前提下，曲作者唐诃、吕远就该歌曲的曲谱享有著作权，词作者乔羽就歌词部分亦享有著作权。从两者的作品名称看，仅后半部分“之歌”二字相同，但“x之歌”本身系对歌曲这种作品形式的一种惯常表达，而歌名中反映歌曲核心内容的主题部分显然不同。从两者的内容和主题看，两首歌歌词的核心内容和表达主题并不相同。从两者的具体表达方式看，两首歌对应部分的歌词中仅有“啊”字这一不具有独创性的语气助词相同，除此之外，《五环之歌》的歌词中并未使用或借鉴《牡丹之歌》歌词中具有独创性特征的基本表达，且为配合歌曲的整体风格，《五环之歌》的歌词中还加入了说唱元素，故《五环之歌》的歌词已脱离歌曲《牡丹之歌》的歌词，形成了独立的一种新的表达。最后，从整体上看，两首歌曲的创作背景及歌词部分所体现的风格与表达的情感也存在差异。综上，即便《五环之歌》的灵感和素材来源于《牡丹之歌》，并使用了与歌曲《牡丹之歌》中对应部分的曲谱，容易使人在听到这首歌时联想到《牡丹之歌》，但该案并不涉及对《牡丹之歌》曲谱使用行为的认定，仅就歌词部分而言，《五环之歌》的歌词不构成对歌曲《牡丹之歌》歌词的改编，故未侵犯众得公司对歌曲《牡丹之歌》词作品享有的改编权。据此，判决驳回众得公司的诉讼请求。

　　终审判决不侵权

　　众得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天津三中院，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判令四被告停止使用电影《煎饼侠》第46至51分钟有关《五环之歌》的背景音乐，停止《五环之歌》宣传MV的互联网传播;四被告共同赔偿其经济损失100万元及合理开支10.25万元。

　　众得公司上诉称，作为音乐作品《牡丹之歌》的共有著作权人，有权单独主张音乐作品《牡丹之歌》的改编权。尽管从法理上讲可分割合作作品的著作权可以分别行使，但不意味着合作作者只能主张自己创作的那部分作品的权利，而不能对其他部分的作品主张权利。此外，从歌曲《牡丹之歌》变成《五环之歌》，可以很明显辨别出《五环之歌》保留了《牡丹之歌》的旋律，而歌曲所表达的内容从之前的对牡丹的赞誉之情变为对五环堵车现象的一种抱怨或者发泄情绪。作为《牡丹之歌》的著作权人，无论是词作者还是曲作者，是完全有权利拒绝他人将自己的歌曲改编成其他内容或风格，或者用于其他用途，因为这种改编属于对歌曲整体内容的改编，涉及的是歌曲的整体表达效果，必须获得歌曲的作者，及词曲作者共同同意才能够予以改编。

　　万达公司辩称，词作者乔羽授权乔方著作权的真实性无法确认，故众得公司不享有案涉音乐作品《牡丹之歌》的诉权。此外，《牡丹之歌》不是合作作品，而是一个结合作品，音乐作品《牡丹之歌》词、曲作者分别对其创作的部分享有独立的著作权，众得公司无权主张曲或整体音乐作品的著作权，也不能在整体著作权未受侵犯的情况下主张《牡丹之歌》的著作权。新丽公司、金狐狸公司均表示，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岳龙刚辩称，其仅为被诉侵权作品的演唱者，并未实施所谓的“改编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