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在服务和被服务的角色中，很难调和医患的关系互动。尤其，对于经济条件较差的患者方，治病意味着花钱，花钱意味着割肉，所以，在医患互动上，肯定不会太理性。而对于孙文斌来讲，他的戾气触发，最核心的驱动，还是因为“他没钱”。因为，据他的家属称，孙文斌早年曾在“北二外”做过印刷排字工人，后辞职，并做过养牛、养猪等事业，但都赔本无果，后来还离婚。目前，无业的孙文斌自己在外租房子住。说到底，他算是一个典型的“loser”。

　　不过，无论孙文斌怎样“卖惨”，都不能成为他杀害杨文医生的正当理由。他无业，离婚，治病费用紧张，这是他自己家的事情。并且，作为杨文医生来讲，也只是医院机器中的一个环节，一个枢纽，她只能代表医院的利益，而非认为孙文斌家贫，就特殊照顾。

　　至于，孙文斌家属提到的两个“核心触发”，也只是一种边缘性的触发，因为，就算是发生“医疗事故”，也不能用“杀医”来解决。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医生肯定没有主观迫害病人的意愿。尤其，作为杨文医生来讲，在孙文斌母亲住院前，是并不认识他(她)们一家子的。

　　所以，仇怨报复逻辑，基本上是站不住脚的。由此而言，孙文斌一家子的怨气，多半带有一定的“迫害妄想”。我们暂且不说，是不是就孙文斌有怨气，但就其家属的表述来看，显然整个家庭在面对母亲的治疗方案上，并不满意，而且都认为是医生和院方的问题。而孙文斌，不过是站出来抽刀的人。

　　不得不承认，“患者”(患者家属)的迫害妄想症，属于一种典型的“穷病”。这里并不是说，只要“家贫”就有“穷病”，而是指那些是非不分，戾气很重的“垃圾人”。他(她)们总觉得所有人对他(她)们都恶意满满。所以，才会认为，别人总想迫害他(她)们。

　　这导致，他(她)们一直处于低自尊状态。任何不合他(她)们意愿的表述，都会触怒他(她)们。我们有理由相信，孙文斌事先备刀，肯定不是为杀人而来，可能想通过恐吓医生，达成自己的目的。可惜的是，在繁重医务面前，医生不可能永远和颜悦色。

　　于是，低自尊的孙文斌被触怒，以至于犯下十恶不赦的罪行。因为，从医院急诊室的视频中，我们很容易能复盘出这样的逻辑。所以，很多事情的发生，有时候是不可控的。于此，才会有一种处世保命的潜规则，面对“垃圾人”，最好“认怂”。

　　当然，回到“民航医生杨文被杀事件”中，要知道“极端的医患关系”总是个例，彼此“心领神会的医患关系”才是常态。说到底，作为医患关系来讲，不能只靠成功救治去弥合。毕竟，任何行业，任何群体中都有恶人，医生不例外，患者也不例外。所以，不能因小概率事件，就彻底唱衰某一群体。

　　可是，公众在面对医患纠纷的时候，却很容易被带节奏。而非真正关心事件的来龙去脉。但是，基本的共识还能达成，就是无论如何，“孙文斌杀人肯定不对”。所以，即便孙文斌家属将孙文斌说成失落的人设，依然无法否认他的十恶不赦。

　　毕竟，“动用私刑”这本身就有违现代社会的公义。要知道，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冤冤相报的悲剧已经太多。所以，对于解决“医患纠纷”最好的方式，还是要回到法理结构上来。也只有如此，医患关系才能回到相对平和的状态上来。

　　当然，对于公义而言，除却要严惩孙文斌，也要耐心地倾听孙文斌家属的发声。即便他(她)们“理直气壮”，也要沉住气，听他(她)们说完。因为，只有如此，孙文斌的恶行，才能被全方位地被解读，杨文医生的悲剧，才能尽可能地去规避。

　　说到底，孙文斌的恶行，属于一种情绪误判的结果。他以为杀死医生，就能解决问题。可事实上，他杀死医生后，只会让事情变得更加混乱。他的母亲已经95岁，无论知情不知情，这都是一种永生的悲剧。或许，几年后，母亲会自然地离世。但是，孙文斌的悲剧，却是整个大家庭长久无法释怀的事情。

　　而对于杨文医生来讲，正处于医生的黄金年龄段。但是，她却成为医患纠葛的牺牲品，不得不让人感到遗憾。生命的关键决定，到底由谁主持，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从医患关系，到极端惨案，公众是局外人，也是当事者。因为，谁又能逃脱去医院的宿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