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玩“当铺”,背后玄机揭秘
当下,互联网金融这个概念热到爆棚,你要是说不出“云计算”、“第三方支付”、“P2P”、“网络众筹”等新名词,简直不好意思出门跟人打招呼。不过,不管这些新事物看上去有多时髦,其实质仍是为了创造更多有效利用资金的渠道,这也是金融这一概念的本质。在这个意义上而言,热闹非常的互联网金融大戏,就像是以往大红大紫的当铺、票号和钱庄换了个马甲的“现代版”,而细细考究这些“金融老祖宗”的成败得失,品味那个年代投资竞争大戏之神韵,或许可以为今人提供一些借鉴,今天,就让我们从老广州“当铺多过米铺”的街头盛景说起吧。
且让我套用一下俗滥了的穿越小说模式,假设你是个正准备逃离北上广的普通青年,刚把番禺的房子卖了,正揣着两百万元的现金存折去火车站,谁知在电梯上脚一滑,掉入时空隧道,穿越到了两百年前的广州城里,身上的两百万元人民币也变成了万两白银(按照相关学者的研究,当时的一两白银的购买力约相当于现在的200元人民币)。要知道,当时普通人家的年收入不过几十两白银,于是,你立刻由一个现代普通青年变身为可以纵横老广州的超级土豪!
为此,你决定不再穿越回去了,怀揣着如此丰厚的第一桶金,你开始寻找投资机会。其实这并不难,只要你到街上多转转,到高档茶楼里多听听大佬们的闲谈,再到文德路书坊街翻一翻各路书商刻印的投资秘笈,很快就能作出正确决定:开当铺。要知道,坊间正流行着“要想富,开当铺”的俗谚呢,而全城“当铺多过米铺”的盛景,也昭示着这个行业的美好“钱景”。
以上虽是区区小记的戏笔,却也真实反映了老广州典当业的火爆程度。虽说主要都是经营贷款业务,那时开当铺比现在开银行容易多了。只要你手头有个几千上万两的白银,通过当地县衙向省里的藩司申请个执照(辛亥革命后,改为向省财政厅申请),就可以开张营业了。开当铺也要交税,不过税并不重,按清代中期户部的规定,每个当铺一年的纳税额不过五两白银,就算到了清末,每个当铺的年纳税额增加到了25两白银,但相对于丰厚的利润而言,不过是“湿湿水”。门槛不高,税收不重,管制又少,又逢老广州商业发达,资金需求旺盛……正是这诸多因素使得清末民初的典当业风生水起,火爆异常。
当时,你随便站在老西关哪个高楼上举目四望,看到最多的必是当铺的招牌:这边厢,“和安”、“和合”、“德成”、“两成”晃人眼,那边厢“德昌”、“义信”、“义兴”人簇簇;再说河南,同福大街一带几个富商豪宅附近,“恒隆”、“兴隆”、“义友”、“泰昌”等知名字号扎堆出现,门口还高挂着“岂是因财取利,无非周急为心”之类口气“体贴”,照顾客户体验的对联。据统计,清末民初典当业最为兴盛时,全城大大小小的当铺总共有400多家,所谓“当铺多过米铺”,一点不差。
这些当铺的投资者,除了民间商人外,大概也有不少带着官字号的背景。往大里说一点,就全国范围而言,皇家是最大的当铺投资者。据史料记载,晚清年间,皇家内务府开了十几家当铺,收取巨额利息,比如,只嘉庆六年这一年间,皇家十几个当铺就收了6万多两白银的利钱。当朝皇上成了投资当铺的第一号大佬,地方大员们自然有样学样,投资典当业者比比皆是。
据著名档案专家宋秀元先生撰文所述,晚清年间的典当业事实上形成了“皇当”、“官当”和“民当”三足鼎立的局面。笔者虽然无法找到广东的地方官员投资当铺的直接记录,但综合以上史料推测,面对利润如此丰厚的典当业,本地地方官未必耐得住寂寞,坐失投资良机。
谁能开当铺?
若往全国范围而言,还有当朝皇上,也是投资当铺的大佬。
开当铺门槛高不?
基本没管制,资本多至2万~3万两,少则3000~4000两白银,向衙门申请一个执照,就可以开张营业了。开当铺门槛不高利润高,就像今天的互联网金融特抓人们眼球一样,当年的典当业绝对提供了最佳的投资机会,所以“要想富,开当铺”的俗谚才会口口相传。
由于清政府有“官款生息”的规定,官方除了自开当铺,发放贷款,大赚利差之外,还会将“官款”存入各大当铺,坐收利息,这一笔又一笔的政府存款,就成了各大当铺争相揽储的对象。
现在一说起当铺,人们脑海里总会浮现出一个愁眉苦脸的穷哥们的形象,只见他拿着几件破衣烂衫,怯生生走进当铺,顶着伙计鄙夷的目光,唉声叹气地拿上两个小钱,对付一天的柴米油盐。
现代人关于当铺的刻板印象,其实只适用于当时典当业最低端的一类机构—小押。小押的特征是贷款期限短—多在一年以下,有的只有三个月,基本上什么杂物都收,而且押价给得也比较高,多半能给到实物价值的六七成,适合穷人光顾。当然,小押收起利息来也毫不手软,按照学者陈鸿钧、李克义的研究,“小押”的月息总在5分~10分之间,一个穷哥们年初向当铺借了10块钱,到年底连本带息,没准就要翻一番,再加上铺主精算出来的种种办法,其盘剥程度近乎高利贷,所以小押的贷款模式在坊间还有一个说法,叫做“雷公轰”,无助的借款人多希望苛刻的债主遭遇滚滚天雷啊。
除了小押,典当业更为高端的机构还有两类,一类为大当,另一类为大押,两者的区别在于贷款期限,大当的贷款期限多在三年以上,大押的贷款期限则多为两年或一年。与“小押”比起来,“大当”和“大押”给的押价较低,大约只有实物价值的五成,但利息相对也低,多半只收三分利。
因此,真正出于商业资金周转需要的有钱人,往往会选择“大当”或“大押”,他们押给当铺的东西也多是房契、金银首饰、古玩字画之类,与穷人的犁耙农具、衣服被帐比起来,要“高大上”得多。由于当铺林立,竞争激烈,很多“大当”和“大押”为吸引优质客户,往往会降低贷款利率。民国初年,典当业公会为限制恶性竞争,达成了“价格联盟”,一致约定“本银10两,月息3分”,但不久这个“价格联盟”就被打破了,有些当铺堂而皇之挂出招牌,将月息减至3分以下。
穷人与富人的待遇有天壤之别,的确让人感慨资本的无情,但以小记的肤浅见识,若说当铺之存在,主要是为了盘剥穷人,却也不符合历史事实。穷人到处都有,但老广州的当铺主要还是坐落于西关、东山的商业发达地,说明它们主要还是为了满足商人的融资需求。再说,珠江南岸的当铺为什么要集聚在几个富商豪宅附近呢?不也是因为靠近优质客户容易发财吗?
说白了,当铺的赢利模式就是提供抵押贷款,然后收取利息,实施的是最基本的金融功能。既然是玩金融,资金规模当然是重中之重。除了自有资金外,还能去哪里找更多的钱呢?当时在老广州,凡是开当铺的,都会盯着一块大肥肉—政府存款。因为清廷有关于“官款生息”的规定,所以各级政府除了自开当铺经营外,还会将大量“官款”存入其他当铺,收取利息。比如,1839年,两广总督邓廷祯、广东巡抚怡良就将3.5万两“官款”作为本银,起息一分,存入若干大当铺,第二年光利息就收了3500两,而吸收存款的当铺也大吃“利差”,赚了不少钱。
其实,现在香港还有两百多家当铺,如果你去旅游的时候留心一下它们的灯箱广告,就会发现其上半部都有蝙蝠图案。这里边就有个掌故:话说乾隆年间,官府曾将巨额库银存入各大当铺,收取利息,广州的典当业公会作出决定,凡是接存了这笔官款的当铺,招牌上都要点缀蝙蝠图案,以取“引福归堂”之意。这一传统被香港的典当业一直遵循至今。
老广州典当业的好日子持续到上世纪初。之后,新式银行渐成气候,人们可用的融资工具大大增多,当铺的经营模式就显得过于僵化和落后了,过往的辉煌反而构成了“转型图存”的障碍,再加上政局动荡,币值不稳,典当业日趋衰落,“当铺多过米铺”的盛景在广州也就日渐式微了。
《红楼梦》里有个桥段,说的是史湘云、林黛玉两个识文断字的千金小姐,硬是不认识宝钗弟媳邢岫烟的一张当票子。看官你还别笑话她们傻,如果现在有一张当票子放在你面前,你也未必能看得明白。因为当铺用的字,绝对是“自成一体,外行难懂”。比如,玉器会写作“假石”,皮袄会写作“皮夭”、银器写作“光同”、珍珠写作“黄珠末”、衫写作“彡”,这样的“行话”既可以节约书写时间,又能避免行外人伪造。此外,不管多光鲜的衣服,只要拿进当铺,一概会被安上“破旧”二字,皮衣必是“光板无毛”,钟表必是“破铜表”,没有这样的行规,又怎么能压低押价呢?当铺发财的另外一个手段就不太上道了,或许可以用“雁过拔毛”来形容。那就是,当顾客拿着金银器去典当时,当铺里的伙计就会拿起来左看右看,再蹭蹭刮刮,难免就蹭掉一些碎屑,客户不会太在意这点碎屑,当铺却深谙“集腋成裘”的道理,从每个客户那里搜刮一点点,几年下来,也够打一个金器了,反正这是没有本钱的生意,何乐而不为呢?
清末民初的老广州商业发达,资金需求十分旺盛,大小当铺共有400多家,民间资本热衷开当铺,官方资本也来插一脚,“要想富,开当铺”的俗谚传遍坊间,当年典当业的火爆程度,绝不亚于今天风生水起的互联网金融。
且让我套用一下俗滥了的穿越小说模式,假设你是个正准备逃离北上广的普通青年,刚把番禺的房子卖了,正揣着两百万元的现金存折去火车站,谁知在电梯上脚一滑,掉入时空隧道,穿越到了两百年前的广州城里,身上的两百万元人民币也变成了万两白银(按照相关学者的研究,当时的一两白银的购买力约相当于现在的200元人民币)。要知道,当时普通人家的年收入不过几十两白银,于是,你立刻由一个现代普通青年变身为可以纵横老广州的超级土豪!
为此,你决定不再穿越回去了,怀揣着如此丰厚的第一桶金,你开始寻找投资机会。其实这并不难,只要你到街上多转转,到高档茶楼里多听听大佬们的闲谈,再到文德路书坊街翻一翻各路书商刻印的投资秘笈,很快就能作出正确决定:开当铺。要知道,坊间正流行着“要想富,开当铺”的俗谚呢,而全城“当铺多过米铺”的盛景,也昭示着这个行业的美好“钱景”。
以上虽是区区小记的戏笔,却也真实反映了老广州典当业的火爆程度。虽说主要都是经营贷款业务,那时开当铺比现在开银行容易多了。只要你手头有个几千上万两的白银,通过当地县衙向省里的藩司申请个执照(辛亥革命后,改为向省财政厅申请),就可以开张营业了。开当铺也要交税,不过税并不重,按清代中期户部的规定,每个当铺一年的纳税额不过五两白银,就算到了清末,每个当铺的年纳税额增加到了25两白银,但相对于丰厚的利润而言,不过是“湿湿水”。门槛不高,税收不重,管制又少,又逢老广州商业发达,资金需求旺盛……正是这诸多因素使得清末民初的典当业风生水起,火爆异常。
当时,你随便站在老西关哪个高楼上举目四望,看到最多的必是当铺的招牌:这边厢,“和安”、“和合”、“德成”、“两成”晃人眼,那边厢“德昌”、“义信”、“义兴”人簇簇;再说河南,同福大街一带几个富商豪宅附近,“恒隆”、“兴隆”、“义友”、“泰昌”等知名字号扎堆出现,门口还高挂着“岂是因财取利,无非周急为心”之类口气“体贴”,照顾客户体验的对联。据统计,清末民初典当业最为兴盛时,全城大大小小的当铺总共有400多家,所谓“当铺多过米铺”,一点不差。
这些当铺的投资者,除了民间商人外,大概也有不少带着官字号的背景。往大里说一点,就全国范围而言,皇家是最大的当铺投资者。据史料记载,晚清年间,皇家内务府开了十几家当铺,收取巨额利息,比如,只嘉庆六年这一年间,皇家十几个当铺就收了6万多两白银的利钱。当朝皇上成了投资当铺的第一号大佬,地方大员们自然有样学样,投资典当业者比比皆是。
据著名档案专家宋秀元先生撰文所述,晚清年间的典当业事实上形成了“皇当”、“官当”和“民当”三足鼎立的局面。笔者虽然无法找到广东的地方官员投资当铺的直接记录,但综合以上史料推测,面对利润如此丰厚的典当业,本地地方官未必耐得住寂寞,坐失投资良机。
谁能开当铺?
若往全国范围而言,还有当朝皇上,也是投资当铺的大佬。
开当铺门槛高不?
基本没管制,资本多至2万~3万两,少则3000~4000两白银,向衙门申请一个执照,就可以开张营业了。开当铺门槛不高利润高,就像今天的互联网金融特抓人们眼球一样,当年的典当业绝对提供了最佳的投资机会,所以“要想富,开当铺”的俗谚才会口口相传。
由于清政府有“官款生息”的规定,官方除了自开当铺,发放贷款,大赚利差之外,还会将“官款”存入各大当铺,坐收利息,这一笔又一笔的政府存款,就成了各大当铺争相揽储的对象。
现在一说起当铺,人们脑海里总会浮现出一个愁眉苦脸的穷哥们的形象,只见他拿着几件破衣烂衫,怯生生走进当铺,顶着伙计鄙夷的目光,唉声叹气地拿上两个小钱,对付一天的柴米油盐。
现代人关于当铺的刻板印象,其实只适用于当时典当业最低端的一类机构—小押。小押的特征是贷款期限短—多在一年以下,有的只有三个月,基本上什么杂物都收,而且押价给得也比较高,多半能给到实物价值的六七成,适合穷人光顾。当然,小押收起利息来也毫不手软,按照学者陈鸿钧、李克义的研究,“小押”的月息总在5分~10分之间,一个穷哥们年初向当铺借了10块钱,到年底连本带息,没准就要翻一番,再加上铺主精算出来的种种办法,其盘剥程度近乎高利贷,所以小押的贷款模式在坊间还有一个说法,叫做“雷公轰”,无助的借款人多希望苛刻的债主遭遇滚滚天雷啊。
除了小押,典当业更为高端的机构还有两类,一类为大当,另一类为大押,两者的区别在于贷款期限,大当的贷款期限多在三年以上,大押的贷款期限则多为两年或一年。与“小押”比起来,“大当”和“大押”给的押价较低,大约只有实物价值的五成,但利息相对也低,多半只收三分利。
因此,真正出于商业资金周转需要的有钱人,往往会选择“大当”或“大押”,他们押给当铺的东西也多是房契、金银首饰、古玩字画之类,与穷人的犁耙农具、衣服被帐比起来,要“高大上”得多。由于当铺林立,竞争激烈,很多“大当”和“大押”为吸引优质客户,往往会降低贷款利率。民国初年,典当业公会为限制恶性竞争,达成了“价格联盟”,一致约定“本银10两,月息3分”,但不久这个“价格联盟”就被打破了,有些当铺堂而皇之挂出招牌,将月息减至3分以下。
穷人与富人的待遇有天壤之别,的确让人感慨资本的无情,但以小记的肤浅见识,若说当铺之存在,主要是为了盘剥穷人,却也不符合历史事实。穷人到处都有,但老广州的当铺主要还是坐落于西关、东山的商业发达地,说明它们主要还是为了满足商人的融资需求。再说,珠江南岸的当铺为什么要集聚在几个富商豪宅附近呢?不也是因为靠近优质客户容易发财吗?
说白了,当铺的赢利模式就是提供抵押贷款,然后收取利息,实施的是最基本的金融功能。既然是玩金融,资金规模当然是重中之重。除了自有资金外,还能去哪里找更多的钱呢?当时在老广州,凡是开当铺的,都会盯着一块大肥肉—政府存款。因为清廷有关于“官款生息”的规定,所以各级政府除了自开当铺经营外,还会将大量“官款”存入其他当铺,收取利息。比如,1839年,两广总督邓廷祯、广东巡抚怡良就将3.5万两“官款”作为本银,起息一分,存入若干大当铺,第二年光利息就收了3500两,而吸收存款的当铺也大吃“利差”,赚了不少钱。
其实,现在香港还有两百多家当铺,如果你去旅游的时候留心一下它们的灯箱广告,就会发现其上半部都有蝙蝠图案。这里边就有个掌故:话说乾隆年间,官府曾将巨额库银存入各大当铺,收取利息,广州的典当业公会作出决定,凡是接存了这笔官款的当铺,招牌上都要点缀蝙蝠图案,以取“引福归堂”之意。这一传统被香港的典当业一直遵循至今。
老广州典当业的好日子持续到上世纪初。之后,新式银行渐成气候,人们可用的融资工具大大增多,当铺的经营模式就显得过于僵化和落后了,过往的辉煌反而构成了“转型图存”的障碍,再加上政局动荡,币值不稳,典当业日趋衰落,“当铺多过米铺”的盛景在广州也就日渐式微了。
《红楼梦》里有个桥段,说的是史湘云、林黛玉两个识文断字的千金小姐,硬是不认识宝钗弟媳邢岫烟的一张当票子。看官你还别笑话她们傻,如果现在有一张当票子放在你面前,你也未必能看得明白。因为当铺用的字,绝对是“自成一体,外行难懂”。比如,玉器会写作“假石”,皮袄会写作“皮夭”、银器写作“光同”、珍珠写作“黄珠末”、衫写作“彡”,这样的“行话”既可以节约书写时间,又能避免行外人伪造。此外,不管多光鲜的衣服,只要拿进当铺,一概会被安上“破旧”二字,皮衣必是“光板无毛”,钟表必是“破铜表”,没有这样的行规,又怎么能压低押价呢?当铺发财的另外一个手段就不太上道了,或许可以用“雁过拔毛”来形容。那就是,当顾客拿着金银器去典当时,当铺里的伙计就会拿起来左看右看,再蹭蹭刮刮,难免就蹭掉一些碎屑,客户不会太在意这点碎屑,当铺却深谙“集腋成裘”的道理,从每个客户那里搜刮一点点,几年下来,也够打一个金器了,反正这是没有本钱的生意,何乐而不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