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提着成箱现金到万达球赛现场发奖金、耗资164亿收购美国院线AMC……看上去花钱如流水的王健林，因其天生大院的气质，不苟言笑的表情，在公众眼中曾显得颇为神秘。在同行眼中，他多次提到“亲近政府远离政治”，更显其深刻理解政企关系、往来自如的独到之处。

　　从当初一家亏损企业到如今的进行跨国并购的商业航母，王健林真正独到之处在于“顺势而为”。有人说他是这个时代出色的商业机遇猎手，发现了最厚的雪——利润丰厚的地产行业，最长的坡——城市化进程、消费勃兴的几次重大的机会。他对于中国梦的理解也紧紧联系着万达的未来：中国梦就是13亿个人梦的总和，这才是中国梦。而“13亿人就是最好的市场，就是我最大的依靠。”

　　人生拐点：从官商到一名真正商人

　　1988年，从部队转业的王健林任大连西岗区政府办公室主任刚两年。回忆起当年情形，他说：“这样下去在机关里就算当上了一个区长、副市长，也没有什么意思。”正是这一年，时代给了他一个改变人生的机会。大连西岗区住宅开发公司因负债149万元濒临破产，区政府希望有能人拯救这个“烂摊子”。这显然是十分棘手的事情，除了王健林，当时没有人有勇气站出来。

　　“离开机关的时候，我办的是停薪留职。”王健林坦言，下海前也为自己留了后路，万一下海玩不转被“淹死”，还可以回去，依然享有正处职务和待遇。

　　万达的创业元年定格于1989年，这年他正式来到西岗区住宅开发公司任总经理。公司当时只有20多人，在一所几近废弃的楼内办公，办公室下面就是锅炉房，窗台和窗户上都是厚厚的煤灰。有人回忆当年说，公司的人每天回家鼻孔都是黑的。夏天人们进办公室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往地上泼水降温。当时30多岁的他，上任伊始披着军大衣，仿佛重现部队里下命令的情形：“我们这个集体，我决定了你若不做，就罚款；对工作的基本要求就是令行禁止。”

　　当年，公司就实现盈利，区政府奖励他个人15万元，但他分给了全部员工。

　　住宅开发公司终究是政府直属企业，很多事情还是上级机关和领导说了算，让王健林颇受掣肘。据说当时为了调走两个极不守纪律的司机，王健林跑到上级领导那里以辞职相要挟，才勉强把他们调走。还有一年“五一”时，王健林租了几辆大巴率员工在大连周边玩了玩，员工还没回，纪检部门就接到了举报电话。后来还是因为王健林业绩突出，几个领导为他求情才没有给他处分，但每名员工都补交了200元的“旅游费”。

　　诸此种种事情，深深刺痛了王健林，他急切想改变现状。1991年，国家体改委和大连市体改委准备在大连选3家企业，作为东北地区首批股份制试点单位。当时没人敢这样做，王健林却是兴冲冲地跑去申请。几年后，国有股彻底退出。王健林终于成为一名真正的商人，大展拳脚的机会终于到来。

　　企业拐点：同事患癌激发转型想法

　　从小生长在相对优越的环境，王健林创业也没有经历过炼狱式的磨难。从官员转型成商人之后，几年时间就成为大连地产业翘楚。同样，也是一件看起来很偶然的事情，触发了万达的转型。

　　公司有两名和王健林一起创业的老员工，一个得了癌症，一个得了肝病，“那时候没有医保，公司有钱就可以治，没钱就算了。我当时决定不管花多少钱也要救他们。”王健林分别为他们花了200多万、100多万治病。

　　花这些钱，他并不心疼，但是给了自己很大启发：公司刚干几年，如果再发展二十年、三十年，员工越来越多，年纪越来越大之后，到那时候有病的人多了怎么办？就是这种在今天看来很家长式的想法，促使万达转型：盖房子收租金，以保证源源不断的现金流。这就是万达商业地产的雏形。

　　现在回忆起来当初第一次遭遇的最大不顺，是沈阳一个商业地产项目“3年打了222场官司”。“那段时间每天去公司什么事都不用做，专门应付打官司。”王健林当时就想，再过五年，如果还像这样老打官司，就撤出。万达不但没有撤出商业地产，反而在这条路上越走越宽广：开商场影院、杀入旅游业、文化创意产业。如今航母级的万达，是王健林下海之初并未曾料想到的。但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列车上，他把握住了机遇。用他的话讲就是“做企业一定要顺势而为，不要逆势而动。”

　　新的起点：对文化创意产业着了迷

　　王健林没出自传，也没有一本关于他个人的书。“枪手理解不了我的思想和我的感受。”王健林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他要自己写，在七八年后，要等他的企业做到世界前100名时，再亲自出书立传。只不过此刻回忆起人生，不是奢华的生活，而是15岁那年，正长身体的他吃不饱饭，班长教他说先盛半碗赶紧吃，吃完再盛满满一碗。

　　他甚至很少上网，连一个不加V的微博马甲都没注册过。尽管万达旗下院线、百货应有尽有，但他没有更多的时间去休闲，省下来的时间全都用在了万达的投资和创意决策上。“只有投资和创意决策是我在负责，这些交给别人做也不放心。”王健林从商25年后发现了让自己着迷的文化创意产业，果然现在的他已经用成果证明了自己的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