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淼焱对此质疑，我国刑事诉讼法并没有禁止儿童作证，只是要求其证言要与感知能力相适应。4岁大的孩子，对于是否被打、痛不痛是有辨别和感知能力的。因此，邓丽红4岁的大女儿是可以就自己是否受到虐待提供证言的。她已经申请警方在儿童心理专家陪同下，向大女儿取证。

　　“儿童虐待、家暴和性侵害，很多都发生在私密空间，在没有现场目击者、没有视频的时候，搜集证据是办案的难点。”作为多次承接相关案件的律师，万淼焱建议，发现有孩子受虐，当事人最好在第一时间取得儿童保护机构的帮助，在医生、律师、从事儿童保护的社工、心理咨询师等相对专业人员的帮助下报警;

　　此外，要及时固定包括诊疗记录、照片、视频、音频、聊天对话记录等证据，并请目击者作证。

　　万淼焱曾参观过国外的儿童保护局，在当地，发现儿童受虐，公民都必须要履行强制报告义务。处警时就会有专门负责此类案件的警官、医生、心理咨询师、社工组成的特别工作组介入。

　　由医生确认伤势，并立即进行医学检查;心理咨询师进行安抚并初步明确是否有虐待行为发生;警察确定侦查方向和强制措施;社工负责对接儿童及弱势家人需要的社会支持资源，包括经济和生活扶助、提供暂居庇护所、衔接转学等。

　　6月26日，记者就相关问题向南宁市公安局江南分局提出采访申请，该局答复说目前该案还在监督审核阶段，不便接受采访。近期该局将举行情况通报会，就案件调查的进展情况向社会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