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承志 走不出乌托邦
张承志修订了他的《心灵史》
时隔25年后,张承志再次出席了一次年轻读者见面会。2013年10月12日,北京海淀图书城旁一间会议室内,身材高大、穿着藏青色外套的张承志与十几名读者围坐一团,交流了3个小时。他再一次讲述:2012年,他和朋友飞越死海抵达约旦,将《心灵史》改定版10万美元收益悉数捐助巴勒斯坦难民。
65岁的张承志头顶已现荒芜。谈到“飞越死海”,他睁大眼睛,标志性的浓眉挑动,激动难掩。一瞬间,那个翻越大阪冰山、横渡黄河的年轻人似乎回来了。
再回到25年前。1988年,张承志在北大中文系教室中同样跟年轻学生做过一次读者见面。“刘索拉、我,还有美国大使夫人包柏漪,3人挤在一间屋子里,满地全是人,恨不得膝盖碰膝盖。有一个小伙子抓住我说,‘张承志,你知不知道你自己的意义?’”
回忆起80年代,张承志露出笑容,“我们对一切今天的年轻人不满,不满什么?觉得他们不年轻,我们六十多岁的人只觉得他们怎么这么暮气沉沉,你们怎么这么老。很可笑,但真是这样想。”
对青春的记忆,张承志停留在“火热”的60年代和80年代。1989年秋天,他辞去公职,开始写作《心灵史》。1991年出版后,毁誉参半,他的公众形象一度变得复杂而陌生。一些昔日的读者反馈阅读《心灵史》的感受:书中追求心灵与信仰时的“牺牲”精神让人激动,读之浑身颤抖;但对颇多暴力之语又会产生不适。
20年后,2011年,张承志在改定版《心灵史》中提到,1984年冬,他在黄土高原的深山里,遭遇了被称为哲合忍耶的回族农民,发现“我所渴望的、对60年代的反思与批判,以及对那大时代的继承;我们一代人悲愿的、耗尽了年华岁月青发白发寻找的出路,可能就在他们中间”。
但引发读者困扰的,还有文化的隔膜。《心灵史》中,张承志回归并讲述自己的母族。主流社会开始将他视为回族“代言人”,不管他是否愿意。
在中国,张承志是一个特殊的文化现象。他曾在内蒙古乌珠穆沁草原插队4年,后又回归并讲述母族——黄土高原回民的故事;他曾是“红卫兵”一词的命名者;在辞去公职后,又成为体制的尖锐批评者;他的作品涵盖内蒙古草原、回民的黄土高原、新疆天山;无论是描写“红卫兵”运动初期年轻人重走长征路的热血,还是西海固哲合忍耶回民漠视苦难、为了信仰的“牺牲”,或者日本的“阿拉伯赤军”,以及阻挡以色列推土机的美国女孩若雪,张承志一直在寻找和建构自己的乌托邦。
60年代的“败北”
1968年,上山下乡的时代洪流中,20岁的清华附中毕业生张承志与唐建安,一起写血书,要求去内蒙古草原插队。
45年后,张承志读者见面会上,唐建安回忆在内蒙古乌珠穆沁草原插队岁月,说他一直想写篇关于张承志的文章,题目叫“燃烧的灵魂”。
60年代末,中国一代年轻人的命运被“上山下乡”改变。相比于伤痕文学中的青年悲惨记忆,当了4年草原牧民的张承志有着独特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