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年的伤疤

　　在辽源老家，刘忠林的大姑、老姑两家人始终惦记着这个外甥。他们相信他没杀人。表哥常春祥曾到全村人家挨个敲门，希望找到女尸案的目击者，或说服谁站出来为表弟的品行做证明。老姑则说服了女婿王贵贞，让他帮忙替侄子伸冤。

　　王贵贞答应下来是2008年春节，那之后，他到长春的监狱会见室中见了刘忠林一面。他就问了刘忠林一个问题：“人到底是不是你杀的?是你杀的，就好好服刑改造。不是你杀的，姐夫帮你申诉。”

　　对面的刘忠林泣不成声，伸出了自己的双手——当初被翘掉指甲、血肉模糊的十根手指依然肿着，指甲支离破碎，指尖上结了痂。刘忠林说，那是他十几年前招供的原因，“姐夫你替我申诉吧，我不能冤枉下去。”

　　从那时起，王贵贞放下了内蒙煤矿上的车队生意，频繁来往于长春、北京，开始了10年申诉之旅。他总是坐夜车的硬座，省下一晚旅馆钱，到了北京就住在天坛医院旁边的小旅馆，一夜几十块。有时候天气不错，手头又紧，他干脆在桥洞和地下通道凑合。两本案卷加起来一千多页，王贵贞复印了带在身上，每见一个律师就要留下一份，咨询费一次至少几百块。

　　刘忠林、王贵贞和律师们的努力终于起了作用。2012年3月28日，吉林高院对案件启动再审，但此后迟迟没有开庭。2016年1月，刘忠林从监狱里走了出来，不是被宣判无罪，而是刑满释放。

　　老姑的女儿、王贵贞的妻子王焕珍记得，表弟离开监狱，是农历腊月里一个寒风直往人心里钻的下午。她雇了一个司机，早上7点便等在长春的监狱门口。可几个批次的刑满释放人员出来，她始终没听见表弟的名字。

　　下午3点，有人念到了“刘忠林”，一群穿着灰色单衣单裤的人了走出来。王焕珍使劲辨认，看到了那张熟悉的圆脸。她没敢叫小胖子，问了一句“你是刘忠林?”26年前的少年彼时已经年近五旬，他低头看看女人，“你是我二姐?”

　　王焕珍开始抹泪，拉着表弟到车里，从内衣内裤到棉袄棉裤都换了新的，亲手把扣子挨个系上。刘忠林说，“姐你别哭，人都出来了，哭啥?”他还想把监狱里新发的翻毛大头皮鞋留下，被表姐制止了，她说“这里的东西一件都别带出去”。

　　与入狱时的全乎人小胖子相比，出狱时的刘忠林身上多了许多深浅不一的伤疤，右脚大脚趾被截肢，十根手指指甲破碎。常春祥说，他的指甲是灰的，指尖肿着，血痂中偶尔会渗出血来，吃饭只能用食指和大拇指指肚勉强捏住筷子;脚趾的残疾让他行动不便，兄弟俩一起爬山，上山时还好，下山时刘忠林只能侧身缓缓挪动。

　　治愈的和无法治愈的

　　为了医治刘忠林皮肤、指甲的问题，王焕珍专门找了中医，刘忠林隔一段时间就去敷药，一次7天。如今，他的五指已经痊愈，长出粉白的指甲，未痊愈的五指也只是需要时间和耐心的治疗。

　　比起痊愈的手指，更多的问题难以治疗，甚至难以被人意识到。比如他的不通人情世故、他的拙，比如他动不动就出现的暴脾气。

　　平日里一有事，刘忠林会马上给表哥、表姐打电话，交水电费、银行打流水单等都耽搁不得。常春祥、王焕珍一听见电话铃响就知道有事要办，常春祥至今记得表弟的“命令”：你给我办事，就得办完。

　　只要着急，刘忠林就不分时间地给人打电话、发信息。为他申诉的律师张宇鹏、为他申请国家赔偿的律师屈振红，常在深夜收到他的微信视频电话，两人从没接过。“他白天有事做还不会胡思乱想，晚上闲下来就开始觉得不对劲。”屈振红说。

　　2016年春节后，王贵贞和常春祥带着刘忠林到内蒙打工，想让他到草原上散散心。按照王贵贞的说法，春寒后，矿区外的草地冒出绿色，鸟鸣响亮起来。刘忠林在那里为汽车补胎、打气，很轻松，空余时可以去摘野菜、捡鸟蛋。

　　刘忠林却不这么想。“矿区那么大灰尘，吹得满脸都是，工钱也不高，总觉得手头紧。”但他从不肯把这些不满说出来，只是沉默地酝酿着心中的情绪。直到有一天，他被常春祥和工友误解为多拿多占、捡食堂的便宜，抄起手边的不锈钢盆猛地摔在地上，发火、咒骂以证明自己的清白。一切都与在监狱时一样。